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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億院士褐藻醣膠：必須控制城市建築總量
　　能源消耗總量受到全球資源和環境容量的限制，是我宿霧國城鎮化進程中不可迴避的約束條件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吳婚禮顧問費用銘 | 北京報道
　　雖然對於中國城市的生態環境問題多有指責，但中國工程院的重大咨詢項目報告具體警告說，能源消耗已經成為影響洗碗機中國城鎮化進程的主要問題之一。
　　由中國工程院錢易、唐孝炎、江億三位院士主持的“城鎮化進程中的生態環境保護與生態文明建設”課題---中國工程院“中國特色城鎮化發展戰略”重大咨詢項目中的一部分---認為，如果不在2020年前對以建築為主的多種城市能耗進行嚴格控制買屋，不僅影響中國的能源安全，也將大大反作用於中國的城鎮化進程，影響中國城市的“生命”。
　　能耗問題，可以說是資源消耗、環境消耗的具體量化體現。江億院士日前在接受《瞭望東方周刊》專訪時說，必須進一步把建築面積總量納入官員考核體系，才能嚴格約束城市的能耗增長。
　　城鎮建築面積上限400億平方米
　　《瞭望東方周刊》：當前我國城市發展或者說城鎮化進程中，一個突出的特征，就是建築增長迅速，你如何看待這一問題？
　　江億：隨著經濟發展，各地大中小城市拓展城區建設，大量的建築投入施工，城鎮建築面積大幅增加，建築速度逐年攀升。從2001年到2010年，全國城鎮建築面積從約110億平方米增長到約220億平方米，短短10年時間就翻了一番。
　　目前我國鋼材、建材產量持續增長，主要為城市建設和基礎設施建設所拉動。2009年鋼材與建材產品占我國製造業能耗46%，其中一半以上是城鎮建設需求所致。
　　其次，目前城鎮建築使用狀況和發展狀況極不均衡，儘管仍有部分居民居住條件有待改善，但卻有相當多的居民把住房作為投資手段，造成大量房屋的實質性空置。儘管一些公共設施和學校的條件還有待改善，但已有過大的政府辦公建築、企業辦公建築、交通樞紐，過量的商業設施、過量的建築是資源、能源、土地的非理性揮霍，而且還需要依賴能源消耗來維持運行，但並不能給經濟發展、社會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帶來任何實質的促進。
　　第三，新建建築速度大大超出人口城鎮化速度的需求，大量空置房屋---無論是居住建築還是商用建築和過高的房價隨時可能導致樓市崩盤。
　　同時，過高的購房壓力與“住大房”的文化嚴重抑制了城市居民在其他方面的消費能力，從而造成我國長期內需不足，尤其壓抑了服務業的發展。
　　我國各類人均資源大多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從目前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看，我國很難依靠大量進口滿足各種資源需求，因此我國的經濟發展必須建立在節約資源的基礎上。房屋建設是高資源消耗型產業，我國未來的發展不可能走歐美國家的模式，而應該參照亞洲發達國家和地區模式。
　　日本、韓國、新加坡的包括住宅和非住宅的商業建築、公共建築在內的人均建築面積都在40平方米左右，我國只能低於這一數值，即應該控制在40平方米以內。按照未來14.71億人口峰值計算，總的建築規模應為600億平方米。
　　如果未來城鎮化率達到70%，城鎮人口達到10億，城鎮建築總的規模約為400億平方米，這是建築面積應該嚴格控制的上限。目前我國城鎮既有建築總量約為270億平方米，如果按照目前的建設速度，每年竣工20億平方米，拆除3億至5億平方米，凈增15億至17億平方米，則只需8年就將達到這一建築總量的上限。
　　建築規模增長危及多方面安全
　　《瞭望東方周刊》：你認為，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什麼？
　　江億：造成當前“瘋狂造樓”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房屋已經成為投資的手段。如果按照目前城鎮化率每年增長1%的速度，假設每年農轉非人口1000萬，按人均建築40平方米計算，每年只需要增加4億平方米城鎮建築。然而，目前每年新建建築面積已經大大超出了每年新增城鎮人口所需要的建築量。
　　其次，地方政府土地財政的驅動。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調研顯示，多數地方政府靠出讓土地使用權，凈收入占政府預算外收入的60%以上。在增加地方財政收入推動下，各地政府竭力推動土地使用權交易，抬高土地價格。
　　另外，由拉動虛假的GDP 和地方經濟繁榮所致。房屋建設發展是我國近年來直接和間接拉動GDP增長的重要動力。房屋成為一種投資方式、一種拉動經濟發展的手段。
　　再者，是維持鋼材與建材業發展所致。城鎮化建設推動了鋼材和建材業的發展，我國在2000年鋼產量已經達到世界第一，現在中國鋼產量世界第一，河北省世界第二，唐山世界第三，美國世界第四，這就可以理解為什麼華北地區持續出現這樣嚴重的霧霾。
　　然而，這樣龐大的產業發展需要大量的城市建設---房屋建設和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提供的巨大需求來支撐。當鋼產業成為地方經濟主要支撐時，為了保證鋼材和建材業持續發展，地方政府及相關部門又將壓力轉向了建築業，促使更多的建築項目開展。這樣不斷地相互刺激增長，鋼材和建材業與建築業正反饋發展，勢必導致資源枯竭，前景非常可怕！
　　還有一個是錯誤消費觀念的引導。無論是老百姓、設計人員、政府，都覺得人們生活要改善，居住面積就要增大，房屋電器配備就越齊全，其實這不符合中國國情。中國不可能像美國、加拿大那樣，都住大房子。對於中國來講，人均居住面積決不是越大越好，各類公共建築、商業建築決不是越多越好。
　　建築面積增加，最直接的就是減少耕地面積，對耕地紅線造成衝擊。
　　城鎮外延擴張造成稀缺土地過量消耗，1990年至2010年城市建成區面積增加了近2.5萬平方公里。過高的建設用地比例，導致資源、環境的瓶頸制約與經濟社會發展的矛盾日益尖銳。
　　在土地供需方面存在的突出問題是：城市土地利用的結構和佈局嚴重不合理。土地城鎮化速度遠快於人口城鎮化，兩者之比大大高於1:1.23的正常水平，既未能形成新區的集聚效應和輻射效應，又減少了大量的寶貴耕地。值得關註的是，在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的過程中，農村宅基地並未出現相應減少的趨勢。城鎮化對土地的占用和農村人口的減少，導致農村播種面積連年驟減。就國家糧食安全高度而言，我國糧食自給率現已跌破90%。
　　從能源角度來講，現在，我國二氧化碳排放總量已經是世界第一，人均排放量也已超過世界人均排放量。在國際談判中我國不僅面臨發達國家給予的壓力，也開始遭到發展中國家的指責。所以，中國的節能減排任務很重。
　　持續高速建設的城鎮建築和基礎設施建設推動鋼鐵業建材業的同步上漲，是我國近年來能源消耗與碳排放持續上漲的主要原因，同時，建築運行消耗的能源及碳排放與建築面積成正比，建成規模越大，建築運行能耗越高，且無法逆轉。因此建築規模過快增長對經濟、社會的帶動作用具有不可持續性，必須改變當前“瘋狂造樓”的現象。
　　建築能耗增長10年不能超過20%
　　《瞭望東方周刊》：如何理解建築能源消耗問題的嚴重性？
　　江億：能源消耗總量受到全球資源和環境容量的限制，是我國城鎮化進程中不可迴避的約束條件。
　　從2001年到2010年，我國建築存量增長近50%。與此同時，建築運行能耗總量隨之增長近一倍，而建築能耗水平也在持續增長。
　　根據2005年中國工程院的研究報告以及我國能源供應能力來看，2020年，我國能源消耗量不應超過40億噸標準煤。
　　但在2012年，我國一次能源消費總量已達到36億噸標準煤。如果要按照不超過40億噸標煤的規劃目標，今後10年內我國節約能源的任務十分艱巨。
　　從我國社會經濟結構來看，工業特別是製造業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工業用能量約占國家總能耗的65%以上，應維持工業用能在目前基礎上增長不超過10%。另一方面，我國目前交通用能僅占全社會總能耗的10%左右，無論從用能比例還是人均交通用能，都遠低於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水平。隨著現代化發展，交通用能比例一定會有所提高，但不應超過目前的2倍。
　　現在，我國建築運行能耗一直維持在社會總能耗的20%至25%。在保證我國各部門經濟建設健康發展的情況下，未來建築能耗最多也不能超過社會總能耗的25%，即10億噸標準煤以內，這一用能總量不包括安裝在建築物本身的可再生能源。
　　但是用2012年的數字看，現有建築能耗已經接近7億噸標準煤的商品能耗，還要再加上相當於1.2億噸標煤左右的沒有納入到商品能源範圍的農村使用的生物質能源。這樣，我國今後10年內可以承受的建築運行總能耗的增長幅度不能超過20%，考慮到目前建築總量的持續飛速增長，能否實現這一控制目標將是嚴峻的挑戰。
　　《瞭望東方周刊》：在建築規模增大之外，我國建築能耗增長的主要原因還有什麼？
　　江億：由於目前建築節能工作更多地是考慮提高能效，也就是提高各類用能系統的效率，但同時也大幅度提高了建築服務標準，如照明水平、空調水平、建築輔助設備水平(如電梯安裝量)等，二者綜合，實際用能量還是有所增加。例如，一些高檔住宅採用高效的“恆溫恆濕”中央空調，其用能效率很高，但相比大多數住宅使用的分體空調，單位建築面積實際的空調用電量幾乎高出10倍。這樣的“先進技術”與“高效”的使用就造成實際能耗的大幅度增長。
　　此外，就是近年新建的公共建築、商業建築大多為“大體量”、“超高層”、“高檔次”建築，採用中央空調方式，全密封不可開窗，通風、照明、冷熱等環境需求完全依靠機械系統通過消耗能源來提供。這類公共建築和商業建築單位面積的能耗是以往普通商業建築能耗的3倍至5倍。當前，各地大規模興建超高層建築、大型綜合商廈、大型交通樞紐(大機場、大型高鐵站)，這將進一步推高公共建築、商業建築的單位建築面積能耗。
　　其次，隨著居民收入增加，生活水平的提高，家庭用能設備擁有量大幅增加，生活水平得到改善。例如，10年前城市居民很少有生活熱水，但現在生活熱水普及率已超過80%。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居住建築的能耗強度。
　　我國目前城鎮單位面積建築運行能耗還只是美國的40%，是西歐、北歐國家的60%，如果完全按照他們的建築使用模式與理念來發展我國的建築，那麼單位面積的建築用能還會翻番，再加上建築總量的翻番，我國建築運行總能耗就會從目前的8億噸標煤增加到32億噸標煤，幾乎為目前全國的能源消耗總量！
　　主要城市均處於生態赤字狀態
　　《瞭望東方周刊》：建築問題恐怕只是當前我國城市能源消耗的一個縮影，你如何評價當前我國城市的能源問題？
　　江億：研究結果表明，2005年我國居民消費的全流程能耗為9.7億噸標準煤，占全國能源消費總量的比重為43.3%；全流程能耗是直接能耗的4.15倍，占全國能源消費總量的比重全流程能耗也要比直接能耗高出33個百分點。從那時到2030年，居民消費的全流程能耗將增長1倍多，年均增長率將保持在3%左右，是未來能源需求總量增長的重要領域。
　　同時，2005年，我國居民消費全流程能耗的全生命周期污染物排放量中，CO2排放量、SO2排放量、煙塵排放量分別占全國CO2、SO2、煙塵排放總量的49.3%、47.4%、42.2%。由此可見，城鎮居民消費全流程能耗帶來的環境影響也不可忽視。
　　研究結果表明，我國自1990年以來的物質代謝規模較大，且主要依靠於對本國自然資源的大量開采，並伴隨著廢棄物的大量排放。宏觀國家政策和經濟環境對物質代謝數量規模的影響較大。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經濟系統的物質代謝效率較低。
　　也有研究顯示，中國的生態足跡與城鎮化水平有顯著的依賴關係。國家層面的時間序列數據與省份層面的截面數據均顯示：城鎮化水平高、人均生態足跡也高。城鎮化對生態足跡的驅動作用，主要緣於收入水平提高所帶來的消費規模擴大和奢侈消費的蔓延。對我國主要城市的生態足跡分析發現均處於生態赤字狀態。
　　在空間佈局上，我國不同省份的城鎮化率與人均生態足跡間的關係也差異顯著。城鎮化率所帶來的生態足跡的增加對城鎮生態承載力產生了巨大的甚至過量的負荷。因此，降低生態足跡與生態赤字的城市發展模式，是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的必然選擇。
　　除了建築，目前比較嚴峻的還有交通耗能問題。從2009年到2011年，短短兩年時間人均交通能耗增長近25%。
　　交通能耗增長的主要原因是小汽車擁有量的顯著增長，以及人們出行量的增加。對比各國小汽車擁有率的發展歷史，我國還處在較低的水平，相當於上世紀60年代日本的擁有率。
　　北京、上海、深圳等經濟水平較高的城市之外，廣大的農村地區，還將有大量的汽車投入使用，這對於交通能耗的增長，無疑有巨大的驅動作用。此外，隨著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及空閑時間的增加，各類非生活與工作必須的出行量也會明顯增加，更加刺激交通能耗的增長。
　　《瞭望東方周刊》：能否說，能源消耗問題已經成為當前我國城鎮化發展中面臨的主要挑戰之一？
　　江億：城鎮化將改變人的生活模式，傳統模式的城鎮化導致建築運行和客運交通能耗迅速增長。如果我們不能正確地認識這一點、打好預防針，不能通過新型城鎮化發展模式抑制建築運行和客運交通能耗的增長，就會由於非製造業領域能源需求的過量增長形成能源供應嚴重不足，從而影響我國的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
　　因此，能否實現低能耗的新型城鎮化發展，關係到我國城鎮化的成敗。
　　必須控制建築總量
　　《瞭望東方周刊》：以建築能耗為例，你認為解決當前城市能耗問題的關鍵是什麼？
　　江億：針對建築總量無控制規劃，建築量高增速的問題，應從以下三個方面著手進行宏觀調控：
　　首先，嚴格控制我國建築總量，明確各地建築發展規模。從人均建築面積約束出發，我國未來城鎮建築面積總量不宜超過400億平方米。各地政府應根據未來人口規模明確建築總量，制定建築量控制規劃，並嚴格執行。
　　其次，逐年減少新建建築量，穩定建築業及相關產業市場。在城鎮建築總量控制的情況下，逐年降低新建建築開工量，由目前的每年約20億平方米的竣工量通過10年到15年時間逐漸降低到每年竣工6億至8億平方米，與拆除舊建築量平衡。
　　第三，開徵房產稅，遏制購房作為投資手段。
　　我認為，我國人均建築面積、包括居住建築、公共建築、商業建築不應超過40平方米，住建部之前曾提出每戶建築面積控制在90平方米，現在這兩個都突破了。我覺得有關部門應該儘快出籠系列的、全面的政策、法規，對住房總量、各類房屋建設總量進行合理控制。同時，要讓大家接受這樣的概念，也需要宣傳教育。
　　無論經濟怎樣增長、生活水平怎樣提高，我們只能在目前的人均建築用能強度下通過技術創新來改善室內環境，進一步滿足居住者需要，而不可能因為未來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允許人均建築能耗大幅度上漲，這是中國建築節能工作的基本出發點。
　　目前最急迫的任務不是控制建築用能總量，這是長期的艱巨任務，而是控制建築總量！立即剎住各地仍在火爆中的造樓運動。
　　如果中央不實施有效的嚴厲措施將其剎住，造出更多的“鬼城”、“空城”，將給中國經濟背上沉重的負擔，將把全社會的財力都集中到不是真正需要的房屋上，將極大地抑制服務業，阻礙產業結構調整，更將加劇我國的能源緊缺和碳排放持續增長的狀況。
　　因此，從文化上，形成占房多可恥的負罪感；稅收上，加快物業稅等相關稅種的實施，形成“誰倒房誰破產”；政策上，各級政府形成嚴格的房屋審批制，對居住建築、公共建築和商業建築一律實行總量控制；幹部考核上，按照建築總量超標狀況問責。
　　如果把建築總量控制納入對各級地方官員的幹部考核體系，也可能促進“鬼城”問題的解決和避免更多地“鬼城”出現。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加大建設生態文明建設的制度體系，這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地方官員政績的指標體系，過去是唯GDP，現在要把資源消耗、環境污染、生態破壞都列入考核政績的指標體系。
　　現在很多人在研究，這個考核體系不容易建立。中國也做了很多，困難之處在於量化的問題。其實，現在減排、節能等一些約束性指標都已經納入了幹部考核體系，但是人們的觀念，包括各級領導、老百姓，還是直觀地看經濟增長比較多。
　　但是，可以看到政府換屆的時候，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投票得贊成票最少的部長是環保部部長，這說明人們的環境保護的意識已經逐漸加強，但是落實到領導怎樣對待，還需要一段時間。
（編輯：SN054）